近年的人大会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柳斌都是记者采访教育问题时首先关注的焦点人物。因为曾主管过中国的基础教育达16年之久，亲历过1985年国家确立实施义务教育目标后的艰难开拓，感受过进入90年代中国在依法“普九”中人们可歌可泣的捐资助学热情和由此带来的农村义务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深刻变化，柳斌对他曾经魂牵梦绕的事业倾情关注。今年“两会”上，他更加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思考已久的观点：当前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必须以税费改革为契机，刻不容缓地转换到政府的财政拨款上来。
柳斌说，舍此别无他路。也不存在投入以谁为主，以谁为辅的问题。因为辅只有收费，最终还是要增加农民负担，这不符合中央当前以减轻农民负担为宗旨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
柳斌认为，义务教育的投入体制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十几年来，中国在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艰苦奋斗中，积累了穷国办大教育的经验，建立了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除中央拨款外，近一半的义务教育经费由教育集资和征收教育费附加等支撑。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农村义务教育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也掩盖了政府长期对义务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近几年，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和国家实行的各项减轻农民和企业负担政策的推进，“普九”负债、教师工资拖欠、危房改造等问题在不少地方相继出现，如得不到及时解决，将严重制约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巩固提高。
在柳斌看来，教育集资和征收教育费附加，只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发展九年义务教育的应时之需，前些年农村义务教育的大发展也是以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的。现在到了该彻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问题的时候了。
以税费改革为契机，把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机制转换到财政拨款上，是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的根本出路。柳斌认为，在这件事上来不得丝毫含糊。过去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十几年，形成了我国义务教育发展运行的有效机制。但事情发展的另一面却是县级以上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责任感有所减轻，县以上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很少，中央财政用于义务教育的比例就更小。农村义务教育实际上长期以来是在依靠各级财政中最薄弱、最没有保障的乡镇一级来办，这就使得义务教育这项最重要的国民素质基础工程处于最没有财力保障的情况之下，这要引起高度警醒。此外，要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柳斌认为，转移支付力度不仅要加大，更要力促建成义务教育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同时建立使用情况的专项检查监督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专款专用。柳斌强调，“以县为主”后，对于一些在一定期限内大部分县仍不能保证义务教育投入的省份，应当将农村义务教育收归省管。对于因为政策变动带来的“普九”欠债问题，柳斌的观点是要通过各级政府的专项拨款方式来解决。过去，农村义务教育之所以敢负债“普九”，是因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可以向农民征收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一次建校，分年偿还债务，而现在这条路显然走不通。
柳斌说，最重要也是最长远的办法，就是要从根本上建立义务教育成本核算制度，建立由中央、省、地、县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制。“普九”不是哪一级政府的事，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投入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义务教育是国民必须的教育，也是国家对国民应尽的义务，考虑到中国县乡经济发展极大的不平衡性，为保障国民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义务教育投入由各级政府分担在我国已经是势在必行。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2-3-9 （J-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