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该是高考录取分数线下达的时候，今年会不会又因为各省分数不同而引发争议？我想一定还会有人提出：为什么北京的分数线要比其他省份的低那么多？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记得当年笔者参加高考，分数巨高，因为录取规则的原因，被迫到一所地方大学读本科。从那时候起，就开始对分数线不平等愤愤不平，及四年后到北京继续求学，同宿舍全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一打听更是不忿。
笔者出自山东，山东的分数线在全国来说几乎已可说最高，往往山东学生到外地读书，一打听同宿舍的高考分数，发现相差极为悬殊，比如，同样的一个分数，在北京则可能上重点大学，而在山东，则连一个专科都不能被录取。不但是在全国，即使在省内分数线也大有不同，记得当年我高考时，分数线最低的胜利油田、济南等地与我所在的地区竟能相差几十分。至于清华、北大这种学校在北京能够成百成百的录取，在山东，则往往一个省只录取几十人。
我发现，基本的一个情况是，最发达的地区与最落后的地区分数线最低，除此之外，应试教育越发达则分数线越高。
实际上，一国之内，由于经济、文化背景不同而录取分数不同，在中国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最有力的例证是发生于1397年的“南北榜”之争。大概的事情是这样的：
洪武三十年三月五日，是会试发榜日。这一日，皇榜刚一悬出，群情立即哗然。榜上共录取五十二名贡士，从第一名的宋琮到最后一名刘子信，无一不是江南的考生，北方举子统统落选。三月殿试又取福建闽县陈某为状元，这更加深了北方举子的不满。他们认为主考官翰林学士刘三吾、副主考官白信蹈因自己是南方人，就袒护南方人而压制北方才子。群情激奋的考生，用泥团将高悬的皇榜打得七零八落，随后浩浩荡荡地向礼部闯去。一时间，南京城里糊满了大大小小的纸片揭帖。
朱元璋接到礼部奏报，震怒异常，亲自查问主考官刘三吾。刘已是八十五岁高龄，才学名满江南，是位老翰林，且被朱元璋委以东宫太子老师这一重任。刘三吾对朱元璋说：“北方在元朝的残酷统治下民不聊生，文化受到极大摧残，历数十年来，北方举子文章远不如南方举子，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南北同榜，必然也会出现南优北劣的局面。”朱元璋听后却龙颜大怒，当即下令将刘三吾赶出皇城，也将副主考官白信蹈停职罢官，并亲自找到翰林院侍讲张信，让他主持复查。
经过二十多天的锁院查卷后，张信向朱元璋禀告复查结果：“臣已认真查核，发现南北考生成绩相差确实悬殊，就连最末一名的刘自信也比北方的优秀者高出许多，而且以文章定优劣，以才华定名份，是国家的一贯制度。现在北方人的试卷仅能列为第五十三名，但名额有限，不能重新更动。”
朱元璋听后则认为是张信故意把成绩差的试卷拿给他看，随即安排刑部调查刘三吾等人的案情。刑部先将刘三吾、张信、白信蹈等统统入狱，严刑逼供，但毫无结果，于是又抓了三方的家人几百，在严刑逼供下终于造出了一个六百多人徇私舞弊的证词，上报朱元璋。朱元璋朱笔一挥，批道：刘三吾、白信蹈是蓝党，张信是胡党。将白信蹈、张信以及同科的试官二十多人，全部凌迟处死。刘三吾因年事已高，流刑充军，所选贡士全部罢黜，其中名列榜首的考生陈某也以行贿的嫌疑问斩，至于受牵连者不下数百人。这年的四月底，将这二十多位考官绑赴刑场执法。
于五月初，朱元璋又亲自阅卷评点出六十一名贡士，第一名是河北的韩克忠，第二名是山东的任伯安，六十一名贡士中竟无南方举子一人。黄榜张出，北方举子欢呼雀跃，举国公案至此了结。
这就是有名的南北榜之争案。南榜五十二名中无一北人，北榜的六十一人中无一南人。话又回到现在高考，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百业初兴，而咱国家自解放以来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就一直不平衡，如果全国实现分数线面前人人平等的话，势必会造成山东、江苏等地囊括高考绝大部分名额，而新疆、内蒙古、川、贵等边远地区颗粒无收。
我认为在各省执行不同的分数线以至不同的试题有上述原因。而北京、上海等最发达地区能够享受高考的倾斜，则更多的是得利于其在经济、文化方面所处的优势地位及强大影响力。
客观来讲，山东、江苏等高分地区，也不完全是教育发达———他们是应试教育发达，如果一旦全国统一分数线，即使不考虑大局，纯粹从选拔人才角度讲也是不合适的。另外一个例证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的考生即使以差距极大的分数入学，但在大学及以后的成绩，并不见得比山东、江苏学生差。一直有人认为，北京、上海的学生虽然分数较低，但综合人文素养比较高，学生见多识广，自主性强，自立能力强，这是分数反映不出来的。
几年前，中国曾经有一些省市实行标准分数制，把各个省的考生成绩排列名次，从满分900分开始依此往下排———从某种层面说，这种制度对掩盖省与省之间的应试教育质量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在北京和在山东，最高分都是900分，从分数看，两者只能自己跟自己比，无法横向比，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制度没迅速推广开。（信海光）
（青年时讯 2001-7-27）
